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出现显著变化，美国挑起全球范围贸易摩擦使得经济全球化遇到重大障碍，世界经济进入规则重塑期，全球经济发展出现显著不确定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超过预期的速度快速发展，迅速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新时代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对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这些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本观点
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需要准确理解其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安礼伟、张二震发表在《经济学家》2020年第9期的论文《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从理论上阐述了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和成因、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内涵、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国际规则的重塑以及中国经济从“对外开放”到“开放发展”的转变。
主要观点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塑期”。随着国际经济实力结构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意图以贸易战为手段改变国际经济规则中体现实质公平的差别化待遇是本轮国际规则重塑背后的重要动因，其追求的“公平贸易”的本质是“对等贸易”。
“大变局”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演变的结果。发展中经济体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了经济发展，从而提升了全球经济地位；发达经济体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将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经济体客观上对发达经济体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带来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这些国家产生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趋势，这是全球贸易摩擦的重要诱因。但是，将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归因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失偏颇。总之，世界经济处于“规则重塑期”，规则重塑带来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将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2）开放型世界经济新内涵。
要素分工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背后的本质特征。要素分工背景下，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仅来源于其自身要素禀赋特征，还来源于其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
从“市场开放”转变为“生产开放”。当代国际分工下，国际贸易就是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开放不再是限于商品能够自由进出关（国）境的“市场开放”，而更多体现在“生产开放”上，各国企业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市场开放向生产开放的转变必然要求一国开放由边境开放转向境内开放。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企业生产领域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等诸多制度层面做出相互安排。
开放领域从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延伸。生产过程全球化了，必然要求为生产过程服务的生产者服务业全球化发展，因此生产的国际化必然要求服务业发展的国际化。
从双边开放到结构性共存。开放不再是双边问题，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是一个全球经济体共同参与的国际分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节点因为内生或者外生原因导致不能很好承担节点生产职能，或者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都将影响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有效运行。
（3）“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有利于避免国际竞争落入“囚徒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契合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共存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回答。
“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实现具有“共商共建共享”规则保障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现实载体。
（4）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国际规则的重塑。
全球经济实力结构的改变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现有经济秩序产生了不满，试图以贸易摩擦为手段逐步改变这种差别化的制度安排，形成所谓“对等的”公平贸易安排。在发达经济体要求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削减贸易投资壁垒的同时，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发达经济体也需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公平的产业投资机会和市场机会。
中国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对于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善而非否定是中国利益之所在。
（5）从“对外开放”到“开放发展”。
中国产业基础、要素条件和市场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未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更加依赖开放，在开放中逐步实现从要素被整合者向要素整合者转变。
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与扩大开放并不矛盾。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实现价值链攀升，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由要素被整合者转为主动整合者。此外，通过开放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也是推动创新，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对外开放”转向“开放发展”需要重新认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中国未来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是核心技术与核心环节的自主可控，应主要建立在有效利用内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高技能劳动禀赋优势之上，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来实现。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绝不意味着不重视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作用，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离不开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也更加有利于实现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角色转型升级，以更加有利的地位参与国际大循环，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
原文发表于《经济学家》，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安礼伟,张二震.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J].经济学家,2020(09):23-31.
